一生奉獻怒江文史事業——訪怒江州政協文史委原主任李道生
◆文·圖? /? 怒江州傈僳族文化研究院? 席永財? 蔣茜
【導語】
今年86歲高齡的李道生，自1951年進入怒江工作以來，至今已扎根怒江逾70載。他先后在銀行、報社、州委宣傳部、州政協文史委等多個單位工作過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怒江州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、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親歷者之一。
多年來，他在怒江州文史研究領域辛勤耕耘，在怒江民族史、近代史等領域的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，為外界學人及后續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親歷親見親聞的寶貴資料。如今，年近鮐背的李老依舊筆耕不輟，每天堅持工作7個小時以上。他據實直書的治史態度、注重征實考信的研究方法、孜孜不倦的為學精神，以及投身邊疆服務各族人民的精神，深深影響著我們。近日，受今日民族雜志社委托，席永財、蔣茜二位老師就工作經歷與治學方法等話題與李老展開了交流。
【訪談對象】
李道生，1936年生，云南劍川人，白族，中共黨員。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福貢縣支行行長、怒江報記者、怒江州委宣傳部新聞科副科長、《怒江文史資料選輯》主編、怒江州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、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理事等職。出版專著23部368萬余字；發表作品300余篇260余萬字。主編書籍77部1000余萬字；參編圖書32部730余萬字。先后榮獲全國政協優秀文史工作者、云南省政協先進文史工作者、怒江州政協先進文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。所主編的《怒江文史資料選輯一至二十輯摘編》榮獲全國政協優秀文史資料三等獎。
到最艱苦的邊疆工作
今日民族：您出生在劍川縣，為什么會到怒江工作呢？
李道生：我老家在劍川縣城，上小學時，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是防御、排斥和鎮壓的，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老師把我們這些有民主思想、反對獨裁統治的進步學生秘密團結起來。1948年，12歲的我已經是地下中國少年先鋒隊員，在進步老師的幫助下參加了讀書會，閱讀了通過地下渠道送來的諸如《新華日報》等進步報刊書籍，學習黨的知識、接受黨的教育，還參與了反對國民黨政府迫害民主進步人士的抗爭。
1949年我考上中學，1950年被吸收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。我哥哥是中共地下黨員，他給我留下了《靜靜的頓河》《阿里泰到山里去》等蘇聯小說。書中的蘇聯有志青年為了保衛祖國而投筆從戎抗擊德國法西斯，自愿從莫斯科到條件極其艱苦的西伯利亞工作的事跡，對我鼓舞很大，于是我立志要到最艱苦的邊疆工作。
1950年，我考上麗江財經訓練班第一期，到中國人民銀行麗江專區中心支行工作。1951年，我被送到昆明中國人民銀行云南省分行第四期會計訓練班學習。進修回來進行二次工作分配，我主動提出愿意到最邊遠、最艱苦的邊疆去工作，于是志愿分配到怒江。
讀書寫作是我的一大愛好
今日民族：到怒江以后，您的生活與工作是什么樣的？
李道生：我們進來后，在碧江縣（舊縣名，1986年撤銷）的知子羅辦公。當時碧江縣剛解放，僅有兩所公家房子，一所是縣政府、一所是學校。政府要辦公，學校要教書，金融機構不是政府機關，我們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住所，只能在民房里借住了兩年多。
沒有床鋪，就從劍川請來木匠，到碧羅雪山上解板子，再把板子扛下來自己做床。那時的碧江沒有市場，老百姓沒有賣菜的習慣，我們吃的米和菜都要到蘭坪營盤街去背，一個月去一次。后來，我們開辟了菜地種菜，蓋起豬圈養豬，自行解決生活問題。
最初的工作重點是宣傳使用人民幣。民國時期，怒江半開（滇幣）、法幣（國幣）、緬幣混用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使用人民幣，但流通不廣。我們把人民幣的票樣粘在板子上，到農村去宣傳，教老百姓識別。我們跟貿易公司、鹽業分銷處合作，幫他們推銷商品，一面銷售一面向群眾宣傳：7分錢可以買一斤鹽，3分錢一個雞蛋，賣兩個半雞蛋就可以買一斤鹽。經過宣傳，老百姓逐漸相信人民幣是值錢的，都說“共產黨好，毛主席好，人民幣不用不得”。人民幣有了信用基礎之后，便全面禁止舊幣流通。1953年開始建立銀行，成立了碧江支行，以及福貢、貢山營業所，我被派到福貢營業所當主任。1954年，福貢營業所擴建為支行，改屬麗江管轄，我被委任為行長，這年我18歲。
當時，我們既要開展工作，又要自己勞動。下鄉工作都是自背行李伙食，爬山過溜，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，蠻艱苦的。但我因受黨的教育，再苦再難我思想上也沒有負擔，是完全自愿的。
我喜歡看小說，上學時一下課就躲在墻邊看書，周末家都不回地在學校閱覽室看書，同時喜歡寫作。到怒江后，這些愛好沒有間斷。怒江報社成立后，我在報上發表過一些文章，后來被調到報社當編輯記者。1983年，州政協準備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室，我被調到政協工作，負責籌備政協文史組，撰寫文史資料編寫提綱，向各個地方征集資料。
▲怒江第一灣 羅金合 攝
搞文史研究不能懷有功利心
今日民族：請介紹一下，您主編的《怒江文史資料選輯一至二十輯摘編》。
李道生：我深入了解之后發現，當時，關于怒江文化稍成系統記載的只有《瀘水志》，貢山的《征集菖蒲桶沿邊志》還只是一個征集稿，福貢的《纂修云南上帕沿邊志》也只是一個綱要。成文資料就這么多，算起來不超過10萬字，這就是怒江史料的起點。怒江民族眾多、歷史悠久、文化豐富，但沒有人來挖掘、整理。我決定把余生時間和精力投到怒江文史工作中去，讓更多的人了解怒江、了解歷史。
1984年，由我主編的《怒江文史資料選輯》第一輯正式出版。后來每年出版兩輯，到我退休的時候共出版了24輯。當時怒江的文史資料選輯出版頻率在全省與昆明并列第一。
為什么我們要出那么多？剛解放時，怒江境內原始社會、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4種社會形態同時存在，這在其他地方是極其罕見的。整個怒江州就是一個呈現不同社會發展形態的走廊，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，是正待發掘的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資料寶庫。
我在州政協文史委工作了17年，多數時間都在鄉下做調查，到農村訪問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。我每次出去都仔細做調查、認真記筆記，習慣當天整理、當地成稿。因為第一次采訪會有很多遺漏，及時整理才能及時發現問題，做補充采訪。即便如此，有時候一篇文章過段時間看又會發現新問題，需要再次做田野調查。哪怕是一篇簡單的文章，往往也要跑好幾次田野，花好幾個月才能出成果。這樣得出的資料比較實事求是。二手資料我用得少，大部分資料都是自己親自采訪得來。搞文史資料不能懷有功利心，要對社會負責。
到州政協文史委工作后，我們創新搞了個《怒江文史資料選輯摘編》，把所出的文史資料按性質進行分類合編，再集中出版，便于讀者、專家查閱。我把1-20輯里面相同的部分做了歸類，摘編成上下兩輯出版。摘編卷出版后被全國政協評為全國優秀文史資料三等獎。后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也搞專輯征集出版，也許是我們先走了一步。我主編的書有70多本，對這套摘編卷印象最為深刻。
研究地方文史的意義
今日民族：作為怒江近代史、民族史方面的專家，您認為做文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？
李道生：多年來我們通過走訪、征集，發掘整理了歷史上的一些重大題材和人物，讓逝去的歷史重回人們視野。我舉三個例子予以說明。
楊玉科。長期以來，對楊玉科的評價爭議比較大。有人說他是鎮壓回民起義的劊子手，有人說他是抗法斗爭的民族英雄。在我的建議下，州政協組織了一個“楊玉科將軍文史資料考察團”，對他的生平事跡做全面考察，出了一本楊玉科史料專輯。他前半生參加鎮壓回民起義，是有罪的。在國家受到帝國主義入侵，占領鎮南關的時候，他率領廣武軍英勇戰斗在抗法一線，大敗法兵，數戰皆捷，最后戰死疆場，他的后半生是抗法英雄。
楊玉科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付出了生命，同時，他也犯過嚴重錯誤。我們要對多面性的歷史人物形成定論，要對歷史有一個交代。楊玉科的專輯出版以后，我們在州里舉辦楊玉科大型畫展，把收集到的資料整套贈送給蘭坪楊玉科紀念館。
片馬抗英。近代以來，片馬先后被英日緬占領過，后來回歸了。我們在1970年代進行了第一次實地調查采訪，發現了勒墨奪扒這個關鍵歷史人物，并到勒墨奪扒的老家、到片馬去了解這段歷史，通過人物主線弄清楚片馬人民抗英斗爭的歷史事實。1985年，胡耀邦同志到怒江視察，指出片馬人民的抗英斗爭是值得紀念的，應該立一個碑，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，并親筆題寫了“片馬人民抗英勝利紀念碑”的碑文。
怒江抗日。在怒江抗日資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上，我前后花了20多年時間，寫過的東西很多，到現在還在關注。1990年代初，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在怒江州搞了一個會員聯絡站，我是聯絡站的主任。有一年，學會在承德召開一個學術研討會，邀請我去參加。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戰爭紀念館參觀時，發現其他地方的史料都有，唯獨沒有怒江抗戰的資料展出。在學術會議上我就呼吁：“在抗日戰爭紀念館里面沒有看見怒江抗戰的資料展出是很遺憾的，怒江抗戰的意義不可小視。1942年日軍占領畹町、芒市、龍陵、騰沖后，狂妄叫囂5月份占領昆明、6月份占領重慶。日軍抵達怒江西岸以后雖大兵進駐，卻始終未能跨過怒江再向東岸前進一步。為什么？那是因為有中國遠征軍將士和怒江各族人民的聯合抵抗，怒江各族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。如果怒江江防被突破，不僅云南不保，重慶也將不保。怒江又是全國最早把日軍趕出國土的地方，鼓舞了全國抗戰的民心士氣。我吁請大家到怒江看一看，吁請學會到怒江召開會議?！焙髞?，我們把學會邀請到怒江召開過一次學術研討會，會后出版了一本論文專輯。關注怒江抗戰的人，書寫怒江抗戰的論著和影視作品也多了起來。
如何利用歷史來服務當下，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。沒有邊疆的穩定，就沒有國家的繁榮和發展。發生在怒江的歷史，我們應該引起足夠重視，并有責任和義務加以研究和保護，真實完整地用文字記錄下來。否則，歷史和文化就會慢慢遺失，一個地方也將變得沒有根基、沒有傳承。怒江的建設和發展必須依靠文化，一個地方的長遠發展不能只靠短期、速成、看得見的東西，文化上的東西是長久的、不容易看見的。我們搞旅游建設，真正吸引人、能讓人留得下來的一定是文化，沒有文化支撐，旅游不會長久。?
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邊疆
今日民族：您是較早進入怒江的支邊干部，在這里工作、生活了70多年，請結合自身經歷談談黨的民族政策在怒江的貫徹落實。
李道生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，怒江各民族之間、民族內部的關系是比較融洽的，根本原因在于較好地執行貫徹了黨的民族政策。我們來怒江之前，黨組織就教導我們：“你們到怒江以后，第一要交朋友，第二要做好事，疏通民族關系?！敝泄才貐^工委書記張旭同志給我們作報告時說：“你們到邊疆地區工作，一定要對邊疆人民有深厚的感情，為他們多做好事，同他們多交朋友。另外，要把他們的痛苦當成是我們的痛苦?！边@些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。
1952年冬，我跟隨裴阿欠（怒江州首任州長）帶領的工作隊下鄉，為缺衣少穿的貧苦農民發放救濟寒衣（布）。當時老百姓很窮，國家關心群眾疾苦，發放口糧，助農民度荒；發放鐵農具，助農民生產；發放寒衣，助農民過冬。我們到村子里，看見很多農民還穿著一件不能御寒的麻布單衣，個別人家只有一兩套衣裳，出門時幾口人換著穿。工作隊一面宣傳政策，一面發放救濟，進村入戶訪貧問苦，同群眾交朋友。
正因為黨員干部有這樣的作風，老百姓逐漸接受黨、相信黨、相信政府。黨和政府對各族人民關懷備至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顧及到，或發放救濟、或廉價供應、或減稅免稅。比如，蘭坪喇雞井的鹽出廠價是7分錢一斤，人背馬馱十來天運到碧江，賣給老百姓還是7分錢，運費、稅費都免了。貿易公司的商品都是廉價的，國家給商業部門補貼，讓老百姓得到實惠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，怒江民族與民族之間、民族內部經常為一小點沖突就要械斗，我們進來的時候聽到不少，但是之后很快就沒有這些糾紛械斗了，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，團結得像一家人。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了邊疆，驅散了陰霾迷霧。
要把心交給地方
今日民族：怒江的發展離不開像您這樣的支邊工作者，您對以后的支邊工作者有哪些經驗要分享？
李道生：到怒江就要把心交給這里。怒江的百姓是淳樸的，只要跟他們交心，他們就把你當成自己人，真誠對你。我在怒江工作、生活了70多年，除了走路遇上落石或泥石流這樣的自然災害以外，從來沒有遇到過人為制造的安全問題。我經常對外宣傳怒江的美麗，請內地人來旅游，支援怒江建設。我最近寫的報告文學《啊!怒江》里面就有對怒江的一些宣傳。
在怒江這個地方做研究，要看到貧困與落后的現實是自然和歷史原因造成的，要用唯物、前進、正面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。實際上，這里的各民族并不是自甘落后，應該抱著一顆同情的心來看待這里的生產生活條件，抱著關愛的心來對待這里的人民。
1958年上山下鄉運動中，我在一個村里待了一年半，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，他們對我相當好。有一次，我因為感冒沒有出工，在家里躺著，我住的主人家硬逼著我到碧江去看病。
“兄弟，你這個病相當嚴重，一定要到碧江州醫院（當時怒江州人民政府駐碧江縣城知子羅）去治療，要不然危險得很。你要聽哥哥的話?！?/span>
“沒有，只是感冒?！?/span>
“不行不行。我已經雇了一頭毛驢子，你騎著，我兩兄弟今天就走?！?/span>
主人硬要我走。我倆到區公所的時候天已經黑了，一直走到有個熱水塘（溫泉）的地方，那有個巖洞，我倆在巖洞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到碧江州醫院。
我記得到醫院那天是1958年8月15日，剛好就是茶樹明匪幫從緬甸糾集了100多個人來碧江九村竄擾的日子，匪徒殺害了我們的幾個下放干部，搶劫了貿易小組，無惡不作。對土匪的竄擾預謀，事前在民間已有傳聞。我住家的主人知道了這個消息，設法悄悄把我轉移到碧江。結果到碧江的當天夜里，我所下放的村子就出了事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危急時刻是怒江的農民大哥救了我一命。不久，竄擾碧江的茶匪在我公安部隊圍剿下很快被殲滅。怒江人民對我是有恩的，我非常感激。后來，我曾有機會調到昆明或調回劍川老家工作，但我不舍得走，已把怒江當作一生的葉落歸根之地。
我15歲到怒江工作，但是在家鄉結的婚。我愛人一直在家鄉工作，照顧岳父岳母和孩子。除了每年回去十幾天外，我基本都在怒江。家中的幾個孩子都是我愛人養大的，我們兩地分居18年。直到1980年，家人才搬到怒江，大的孩子已經上高中了。他們來了以后，我因為工作，家里的事情仍然顧不了。家人的理解與支持太重要了，不然我沒有辦法全身心投入工作。對愛人和子女，我是有虧欠的。
我退休后的23年中，有20年分別被社科聯、文史委、方志辦等單位返聘，幾乎每天都在電腦旁邊寫作或者讀書學習。聽黨的話，不忘初心，活到老，學到老。
（責任編輯? 趙芳）
